我在西藏五十年――第一篇:遇到好人郝守才

1951年元旦刚过不久,一天,姆妈让我去给父亲送些换洗衣服。来到城南父亲办公的地方,他正在跟一位南下同志谈话(那时候,凡是穿灰布制服,操北方口音的人,都被我们尊称为“南下同志”或者就叫“南下干部”)。见我进去了,他俩打住了话题。

南下同志问:“老王,这是你儿子?”父亲答道:“是老大。”那位同志笑嘻嘻地问我:“小鬼,在哪儿上学呀?”我说:“在二中。”他夸奖说:“这么小就上中学了,真不简单。”我说:“现在我不想读书了。”他惊讶地问:“年纪小小不读书,你想干什么呀?”我说:“我想去当兵!”

原因是,在1950年的秋天,我那三个跟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姨妈,竟然在同一天参了军。看到她们身上的新军装,军帽上那颗闪闪发光的八一红五星,和左胸上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胸章,还有她们那兴高采烈的模样,我都快要羡慕死了。年纪只比我大几岁的十姨妈,平时对我有点好,我便求她带我去参军。可是她说:“你现在年纪还小,先好好读几年书。再说我们参加的是部队文工团,你既不会拉又不会唱,到那儿去能干什么呢?”听她说自己是唱歌跳舞的兵,我也便不再求她了。但是当兵的念头从来也没有打消过。

南下同志笑容可掬地盯着我,柔声细语地说道:“现在除了西藏和台湾,全国都已经解放了,你还能到哪里去打仗?若真的不想读书了,就来跟我当个通讯员,怎么样?”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,不像是在逗我玩。这时候,我突然想起了姆妈那双布满道道血口子的手。

事情还得从头说起:我的父母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都在长沙读书,父亲上的是明德中学,母亲在周南女子中学。后来听八姨妈闲聊时对人说,那时候他俩好像就有了那么一点点“新思潮”,两人相识并相爱。也许是缘分吧,这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‘门不当户不对’的亲事,竟然得到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三期,后来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中将司令的外公的点头应允。

高中毕业之后,两人就结了婚,婚后,父亲去上海继续求学,毕业后又去了国民革命军炮兵第一旅。母亲则一直住在外公家里,后来又跟着父亲住在了军队的驻地。父亲老家,只有我奶奶一个人,住在衡阳西乡一个叫做梅子皂的小山沟沟里,守着几十亩田。解放后,奶奶被划为地主。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的父亲,立即理所当然地将家里的全部动产,统统交给了老家的人民政府,作为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清算时的退赔款。

家里的生活来源就全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了(那时他不算“供给制”,属于“留用人员”,每月都有工资,标准好像是一个月三百斤大米)。一家大小六张嘴,生活过得很是拮据。后来街道组织妇女替部队纳军鞋底,用大米支付工资(具体数目我不清楚)。那鞋底材料是各色各样的碎布片,先用糨糊层层粘连成为厚厚的“布帮子”,晒干后剪切成为鞋底形状,姆妈便去领些回来,再用两块专为纳鞋底用的木板将布帮子紧紧地夹住,然后就用一只小钻子在厚厚的鞋底上面先钻一个孔,再用粗大的铁针,将粗粗的麻线从鞋底的这一面穿到另一面,用手将麻线用劲拉紧,再穿回到另一面,如此周而复始,直到最后整个鞋底全被麻线密密麻麻地盖住了才算完工。

在我的眼里,这被人称为“千层底”的布鞋底实在是太厚了,似乎真的有“一千层”!每每看到姆妈费力地纳着那鞋底,虽然已经用钻子钻过孔了,可钻子刚扯出来,那小针眼就好像自动复了原,她费力地将针从那钻出的小孔里扎进去,可那根粗针还是只能扎进去一半,就再也不动了,这时候就要靠用“顶针”——那铁顶针上面布满了小坑,戴在右手中指上,看起来好像是一只镂花的戒指——将针头顶在随便的一个小坑里,用劲往鞋底里面推,针的大部分推了过去,可那“针屁股”依然顽强地留在鞋底外面,用顶针根本推不动。这时候就要用牙齿咬住针尖,硬将它从鞋底里面拽出来。

她每纳十来针,还要停下来,将那针尖在自己的头发里面擦几下。我问这是为什么?姆妈无可奈何地笑笑说,她也不清楚,可人人都是这样做,想必是针沾了头发油,扯起来省点力?小小的一只鞋底,怕有成千上万个针眼,姆妈就这样在寒气逼人的冬天,日复一日,默默地纳着,纳着,两只手上布满了道道的血口子。每当我放学回家,看到母亲费力地扯拉着那粗粗的麻线,就觉得那密密麻麻的针眼,都扎在了我心上。

想起姆妈那双布满道道血口子的手,我决心跟南下同志去当通讯员。我问他:“您不是逗我玩吧?”他挺认真地说:“我没有逗你玩。但你放着好好的书不念,倒愿意跟我去当通讯员,这又是为了什么呢?”那时候初中开设有政治课,我立即用刚刚学到的新名词朗声回答道:“为人民服务!”他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,又问我:“现在国民党兵虽然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,可隐蔽的敌人还在,你跟我去当通讯员,就要去下乡,你不怕死吗?”我说:“不怕!刘胡兰同志牺牲时只有十五岁,她一个女娃娃都不怕死,我一个男子汉怕什么?”我的这句话好像让他挺高兴。

父亲坐在一旁听着我俩说话,一直没搭腔。这时候南下同志回头看着他,问:“老王,怎么样,真让孩子跟我去?”父亲微笑着点点头,说:“我没有意见。但他年纪还小,只怕今后给您添麻烦。”南下同志说:“不麻烦,不麻烦。打日本鬼子那年,我参军时也只比他大几岁。事情就这样定了。小鬼,你明天上午还到这里来。”

回到家里,我将事情告诉了姆妈,她的反映竟然同父亲一样地平静,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细声细气地说出一句话:“你爹爹都同意了,姆妈还能说什么呢?只是你这么点年纪,就要出去做事,替爸妈分忧,姆妈于心有愧,对不起你呀!”

那天晚上,我想着明天就要去当通讯员了,通讯员除了送信还要干些什么?那南下同志脾气大不大?他能给我发一枝枪吗?一想到枪,我立即想起了邻居的癞光头。他凭着自己力气大,老是欺负比他小的孩子,一次还将我的鼻子打出了血。若我真有了枪,一定要好好吓唬吓唬他……天南海北地想了好一阵子,我昏昏沉沉就睡着了,可那杂乱的思维还在继续着。

我梦见自己拿着一支驳壳枪,癞光头拼命在前边逃,眼看就要追上了,我感到脸上冰凉冰凉的,好像是下雨了,可睁开眼一看,自己又分明躺在床上,姆妈还没有睡,坐在床边,就着昏暗的灯光,愁眉泪眼地看着我,眼泪巴哒巴哒地也就掉到了我的脸上。我翻身坐起,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,说:“寿伢子,你这么小,姆妈真舍不得你走呀。”我说:“姆妈,我都十三岁了,不小了。今天我看那南下同志蛮和气的,父亲和他也很熟,您就放心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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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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